芭蕾舞界素有南“白”(《白毛女》)北“红”(《红色娘子军》)的美誉。上海芭蕾舞剧团的当家戏《白毛女》，2012年6月初在北大的首演开启该院团在全国高校的芭蕾巡演；歌剧版《白毛女》5月底拉开中央歌剧院60周年纪念演出的序幕，免费邀请市民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从凄惨诡秘的民间传说，到浪漫而极富政治语义的红色经典，《白毛女》屡经修改。每一次改编的背后，都折射出政治文化上饶有意味的时代变迁。
歌剧《白毛女》在中共七大首演
上世纪30年代，河北平山一带山区流传着 “白毛仙姑”民间传说，大致是个倍受压迫的故事：一个农家女受不过恶霸地主欺辱而逃进深山，由于长期吃没有盐的供品头发全白了。1940年前后，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日报》发表了报告文学《白毛仙姑》。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生林漫将“白毛女”的传奇写成短篇小说《白毛女人》，他敏感地提炼出地主迫害农民的阶级压迫主题。
1944年5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团里的邵子南向主持鲁迅艺术学院的周扬提及这个故事。恰巧林漫刚托人把小说《白毛女人》带给周扬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周扬觉得“三年逃到山沟里，头发都白了，很有浪漫色彩啊，可以写个歌剧嘛”。他支持把“白毛女”改编成一部新型歌剧，为中共七大献礼。邵子南写的第一版，喜儿的形象“基本按照旧戏曲大青衣设计”，周扬不太满意，觉得“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修改过程中，邵子南与创作组发生了激烈争执，最后贺敬之与丁毅承接了任务。1945年1月到4月间，剧本写作和舞台排练同时展开，一边写唱词，一边作曲，一边排练。
现在尽人皆知的故事，在这部歌剧里大体定型。结尾是白毛女控诉恶霸地主的滔天罪恶，地主黄世仁与管家穆仁智被绳之以法。最有争议的一幕，来自歌剧第三幕，喜儿被黄世仁奸污后怀孕，一度误认为黄世仁会娶她，于是高兴地披着红棉袄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周扬主张：“喜儿对黄世仁应当有幻想嘛！”这一情节的设置，被艾青、萧军等人诟病，喜儿“低头过日月”的形象实在太“没骨气”，“忘记了杀父受辱的血海深仇”，“怎么能跟地主搞在一起”？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歌剧《白毛女》在期间上演。反响极为热烈：当黄世仁在白虎堂向喜儿施暴时，首长席后面的几个女同志失声痛哭；当幕后唱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歌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演完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首长破例上台接见演职员，与他们握手表示祝贺。有人还记得当时的一个尴尬小插曲，当毛泽东走到扮演黄世仁的陈强面前，大概仍片刻沉浸在剧情之中，竟不肯同他握手直接走向下一位演员。
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便向剧组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三点意见：第一、《白毛女》主题好，是一个好戏，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最后一条建议来自刘少奇，“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这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办公厅解释，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会上升为主要矛盾。作者不敢发动群众，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
部队看《白毛女》，枪子一律要退膛
歌剧《白毛女》的演出轰动了延安，“翻身人看翻身戏”，以其鲜明的政治主题很快成了解放区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丁玲曾描写过看戏的场景：“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新中国成立以前，歌剧《白毛女》共上演过近两百场，观众人数达百万人次。甚至有书记载，毛泽东和女儿李敏在自家窑洞里也演起了《白毛女》，他一口湖南腔唱的杨白劳，路过的人全都听见了。
戏里人物的命运，更延伸到演员的现实生活。演黄世仁的陈强因这个角色而闻名，但演出时他每每被台下观众扔的石子、水果砸伤，最惊险的一次是到冀中河间为部队演出。战士们刚开过忆苦大会就来看戏，演到最后一幕，突然一个新参军的战士“咔嚓”一声把子弹推上了枪膛，瞄准台上的陈强。千钧一发之际，班长一把将枪夺过去，战士仍理直气壮地说：“我要打死他！”自此，各军区首长规定，部队在看《白毛女》演出时，枪里的子弹一律要退膛，检查后才能入场看戏。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歌剧《白毛女》堪称一部艺术化的政治教科书。一些村子看了后，很快发动群众展开反霸斗争，并激励许多人投身革命。许多战士在枪托上刻下这样的口号：“为杨白劳报仇”、“为喜儿报仇”，掀起杀敌立功的热潮；《白毛女》甚至用来“招待”投诚或被俘的国民党军人，北平解放后，《白毛女》让傅作义麾下的国民党将领士兵，看得抱头痛哭。建立新中国后，1951年220人组成的中国青年文工团，带着六份节目单出访前民主德国、波兰、前苏联等九个国家，歌剧《白毛女》就位列其中。这些经过中共中央特别审查和精心筛选的文艺作品，一时在外获得赞誉无数，成为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好名片。
电影改为“大团圆”结局
歌剧《白毛女》的巨大成功，使东北电影制片厂1950年摄制了同名黑白故事片。电影在剧情上作出了不少改动，比如歌剧中喜儿在山中生下孩子，一直抚养他到解放，影片则让这个“孽子”刚出世就夭折了。歌剧中大春戏份很少，他痛打穆仁智更是出于义愤。到了电影中，之前单纯的家庭悲剧演变成家庭与爱情的双重悲剧，喜儿在大喜之日被抢走，“卖女”加上“失妻”更强化了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吃水不忘挖井人”，电影仔细交待了大春在战火中的成长，强调他的解放军身份。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喜儿恢复了满头黑发，依偎在荷枪实弹的大春身旁，两人凝望着田野里成熟的庄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1951年，电影《白毛女》在京、津、沪等25个城市的155家电影院同时公映，首轮上演观众即达600余万人次，创下了当时中外影片卖座率的最高纪录。演员们基本上还是当年“鲁艺”的原班人马，只是饰演喜儿的王昆换成了田华，后者以此片一举成名。《人民日报》刊登评论文章：“在电影中封建势力与被压迫的农民的阶级关系，得到更充分的表现。这部电影无论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有高度的成就，真正是在原剧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白毛女》与同名歌剧一样走向世界，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法国媒体曾这样评价这部影片：“《白毛女》是第一部在巴黎公开上映的现代题材中国电影。它让法国观众看到了一部非常伟大的、抒情而美丽的、足可以名列世界十大名片之列的东方作品。”
周恩来看了17遍芭蕾舞剧
最早将《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的其实是日本人。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创始人清水正夫与松山树子夫妇，看过电影《白毛女》后感慨颇深，1953年底他们从田汉那里得到了歌剧剧本，便着手将其改编。日本版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中，曲折的爱情故事成为绝对的主题。应周恩来总理之邀，松山芭蕾舞团于1958年到中国访问演出，北京很多人通宵排长队买票，在中日邦交中掀起一股强劲的“芭蕾外交”旋风。松山芭蕾舞团从这一年开始，先后13次到中国演出。直到2011年10月，松山树子还携团在京沪两地以63岁的高龄主演了喜儿一角。
当年的日本版《白毛女》对中国芭蕾舞界的震动很大，他们开始清醒意识到，“中国芭蕾一定要革命，不然就要被工农兵所抛弃”。1964年，另一部红色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公演，反响极为热烈。这也催生这年秋，上海舞蹈学校将《白毛女》排成大型舞剧，他们成立了由校长李慕林、编导胡蓉蓉和作曲家严金萱组成的创作小组。
在歌剧与电影《白毛女》中杨白劳是喝盐卤自杀，屈辱而死。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中年码头工人愤愤地说：“要我说杨白劳喝盐卤自杀太窝囊了！当年我妈受了地主的侮辱，我就是打死了那个狗杂种才逃到上海来的。杨白劳得拼一拼，不能这样白死！”在场的改编人员深受震动。这启发他们更加强化阶级斗争的主题思想。杨白劳卖掉女儿，改为舞剧中拿起扁担三次奋力反抗，直至被黄世仁掏枪打死。上演后许多群众认为杨白劳的扁担“打出了贫下中农的志气，打出了贫下中农的威风”。
不止是杨白劳，几乎每个人物的思想或面貌，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质变。在歌剧与电影《白毛女》中，喜儿起初都是忍辱偷生或抱有幻想，但在芭蕾舞剧中，喜儿是不甘受辱拼死反抗，她也没有被奸污。大春参军的动机由解救喜儿，转变为解放普天之下的劳苦大众。赵大叔也从落后农民变成斗争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芭蕾舞剧《白毛女》的结尾处，安排了一段只有两句歌词的《迎太阳》：“敬爱的毛主席，人民的大救星！”这是革命“样板戏”经常使用的点题之笔。整部芭蕾舞剧，“拯救”与“解放”的宏大叙事，几乎占据了表演的一半场面，迎合了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
1965年7月19日，陪同外宾在上海的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观看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周恩来给予很高的评价：“这部舞剧基础很好。原来是歌剧，现在在舞剧中加伴唱很好，群众容易懂。”此后，周恩来先后16次观看过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演出，可见对其的偏爱。他还提出许多自己的意见。当年剧组也作了大胆创新，彻底打破芭蕾舞剧不入“唱”的惯例，在剧中配合穿插了21首歌曲。像“漫天风雪”、“太阳出来了”等歌曲，后来都家喻户晓，街巷传唱。喜儿头发由进山后，原来是一下子从黑变为白发，他提出是不是可以学四川变脸艺术，让喜儿由黑发变成灰发，最后变成白发？最后头发变色这段，是由四个女演员来串演的，这一富有戏剧性的设置后来也成为观众屡屡称奇的经典桥段。
“文革”中剧本改来改去
芭蕾舞剧《白毛女》“越改越正确”，无疑使其在“文革”中颇受青睐。1966年，芭蕾舞剧《白毛女》开始成为“八大样板戏”之一。1967 年4月24日，毛泽东观看了剧组的赴京演出，看完后他称赞道：“《白毛女》好。”1971年江青找剧组演出人员座谈。她当场提出了数条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一是要写大春在解放军的活动，突出表现八路军抗日的战斗场面。二是“喜儿不应该一个人上山，可以让两个人或是更多的人上山”。后一条可给制作组出了难题。舞剧中芦苇丛里找到一只鞋的扣人心弦无法保留了，喜儿只身与风雪搏斗、头发渐渐变白的精采独舞都得删掉。他们请示江青该如何改，江青的“指示”很具体：可以在黄世仁家多设一个丫环嘛，可以叫小兰，她和喜儿共同商量逃出魔掌。
整个剧组200来人，在北京西苑宾馆待了半年左右，排练改剧本；秋去冬来，演员不允许回上海，过冬棉衣都是专人送来的。忽然传来江青的话，说是“没有空看了”，又叫剧组回上海。张春桥看了改后的戏，不表态，只是说：“等江青同志看后再定。”随后有外国元首访问上海，要在上海接待看舞剧《白毛女》，剧团请示张春桥：演老版本还是演新版本？回复演老的。全剧组手忙脚乱，重新返回排演老版本。过了不久，刘庆棠等人又回上海，检查江青“指示”落实情况，剧组又调头排新戏。编创人员们无可奈何地苦笑：“过去抗日战争是八年，我们这个戏搞了十年还搞不完。”如此改来改去，折腾了数年之久。江青没下定论，“两人上山”也因此没正式登上舞台。这就是为什么“八个样板戏”之一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曾奇怪地从各地舞台上消失了一段时间，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重新上演。
作为上海芭蕾舞剧团的扛鼎之作，《白毛女》至今长演不衰。2012年6月，《白毛女》在北大的首演已全是80后的演员担纲，黄世仁和穆仁智的扮相和动作加入更多幽默元素，全场不时响起欢快的笑声。中老年的观众纯属怀旧，80、90后的观众则更多是好奇，这与半世纪前的场景，已然是两重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