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近日出版，书中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外交风云。

    “炸馆事件”逼克林顿写检讨
    在我担任驻美大使的三年里，最难的日子莫过于1999年处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这一重大事件。

    我是那天下午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看到我驻南使馆被炸这个消息的。直觉告诉我，中美关系将会因这一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陷入危机。我马上召开使馆党委会，分析形势，研拟对策，就下一步工作做出部署，包括成立应急小组、收集各方面信息。我本已订好机票回国述职，又马上向国内请示留在华盛顿。

   “炸馆事件”后，美方就提出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紧急要求深夜来使馆见中国大使，并说国务卿已在赶往使馆的路上。这很罕见，因为平时都是大使去国务院见国务卿。不一会儿，奥尔布赖特就带着皮克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李侃如和几个保镖来到使馆。

    我没有马上出来，而是先让何亚非公使衔参赞与其周旋——我要等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赶到后再见她。

    我出来时已是晚上11点半了，奥尔布赖特好像有预感，一见到我就郑其事地提出，她今晚奉总统之命来使馆，只见大使一人，不见记者。我心里本来就有气，听了她的话更不想给这位在联合国共过事的老朋友好脸色。

    奥尔布赖特说，这次事件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意外，克林顿总统、她本人和美国政府对发生这一不幸事件深感痛心和遗憾。总统对记者的谈话和她致唐家璇外长的信都表达了这种心情。总统还提出希望与江泽民主席通电话，直接向江主席解释。事件发生后，她一直想和唐外长通话，但未获中方答复。奥尔布赖特还表示，美方关切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的安全。

    我听了她的话，对她没有首先表示道歉很气睫。我严肃地要求奥尔布赖特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

    奥尔布赖特要求休会5分钟，好让她和助手们商量商量。她商量完之后对我说，为表示美方的重视和歉意，请我再次报告北京，克林顿总统和她愿分别同江主席和唐外长通话，向中方表示道歉。

    这时，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都赶来了，围在会客室外面。奥尔布赖特得知这一情况后就问我，使馆有没有后门。她的意思是想走后门，避开会客室外面的中国记者。我心想：哼，这回你还想溜掉，没门儿!我故意很认真地告诉奥尔布赖特：“在中国使馆，你的安全是有保证的，我们没有后门。”

    最后，奥尔布赖特在保镖的护卫下离开使馆，她始终没开口。

    也许美国政府感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压力，态度慢慢发生变化。5月9日，克林顿就“炸馆事件”给江主席写信，表示“对发生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悲惨场面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诚挚的衰障”。克林顿还希望在江主席方便的情况下通电话。

    克林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决定在白宫会见中国大使。5月13日，我和刘晓明公使、何亚非公参一起去白宫。出发前，我们带了一本吊唁簿。

    一坐下来，克林顿就郑重地要求我转达他对遇难者家属的道歉和慰问。我允予转达，又明确表示：这三位遇难同胞不只是他们父母的儿女，还是中国人民的儿女，所以总统先生应该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我还一字一句地说：“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随后，我将带去的吊唁簿交给克林顿。

克林顿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吊唁簿上写下了一旬话：“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

    签名后，克林顿对我说，他心情格外沉重，愿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及死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和美国人民都对这一事件深感不安，这绝不是美国和北约蓄意所为。他保证，美国将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被美国报纸知晓并予以报道。报道说，克林顿在吊唁簿上写了道歉词，且附有照片为证。有家报纸添油加醋，评论说李肇星逼克林顿写检讨，美国总统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在老师面前写检讨。另有一家小报则批评克林顿对中国太软，软得连中国人都认为他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评论调侃道，克林顿给中方写的不是道歉信，而是入党申请书。

    与阿尔巴尼亚兄弟反目
    在中国人眼里，20世纪60年代的阿尔巴尼亚，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国家”。周恩来总理三访阿尔巴尼弧。中国领导人很少在国外过新年，可周总理有一次就是在中国驻阿使馆过的元旦。

    从1954年起，中国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1961年阿苏关系破裂后援助的规模明显扩大，“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高峰。1954至1978年间，中国援阿成套项目达140多个。共提供援款75笔，办议金额100亿人民币。

    中国为阿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援助的粮食共计180万吨、食用油7．6万吨、糖2．7万吨、棉花7．4万吨。

    中阿关系好是好，但好过头就容易出问题。随着国际环境以及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内外政策的变化，“好得不正常”的中阿关系越来越难以维系。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打开与美国关系的大门。这引起了阿尔巴尼亚的误解与不满。周恩来总理特意约见阿驻华大使罗博，通报中方处理中美关系的考虑，说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但阿方反应强烈，反对中国同美国改善关系。

    霍查于1972年8月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万言信”，质问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先同阿商量。信中说：“你们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也不会接受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

    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后，阿方攻击这一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是机会主义的新变种”，是“破坏革命，扑灭反帝斗争，分裂马列主义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也出了问题。中国人民用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下的钱生产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万里迢迢送到阿，阿方却不珍惜，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中国专家看到了，心疼得直掉眼泪。中方人员提醒阿方不要浪费时，阿一些人竟然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阿方把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纺织品，强行塞给我们包销。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还得用外汇从埃及买棉花送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又硬要卖给我们。这种荒唐事经常发生。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难以满足阿尔巴尼亚对经援、军援的巨大要求。阿方很不高兴，霍查甚至在阿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攻击中国。

    1978年，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决策是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改变中阿关系的畸形现状。外交部经过深入研究认为，阿领导出于对自己的内外需要，对我们以怨报德。中阿合作基础已经遭到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