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上，对陈独秀的定位历经了几次剧烈变迁，他曾经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共中央总书记，但1949年官方文献对陈独秀的评价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改革开放30年来，这9顶沉重的大帽子逐一被摘去，只剩“右倾机会主义”。有学者认为，这顶帽子也应该摘掉，因为陈独秀所犯的种种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错误指挥造成的，大革命失败后又把责任强加在他身上。

　　对陈独秀重新评价，并不仅是为之平反，更是为了还原他的人性本色。历史学者罗志田写道：陈独秀有“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他不迁就任何人，他永远是他自己。他一生用过38个名字，最喜欢的是“独秀”，好友汪孟邹说他这笔名取得太不客气了，陈回答说，“独秀”是他老家安庆的一座山名。

　　不满马林包办行为，不出席中共一大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德赛大旗，成为“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胡适和陈独秀两位安徽人取代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位广东人，开启了“胡陈时代”。

　　在《建党伟业》中，陈独秀的演讲是重头戏。如傅斯年所说，陈独秀“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他特别擅长把学理的表述改为大众化的口号。陈独秀的革命行为绝不仅限于口号，他推崇“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反清时，他曾参加蔡元培、章士钊等人的暗杀团；“五四”时，这位北大文科学长“独立高楼风满袖”，散发传单，被逮捕坐了98天牢，如此“以身试法”，在“五四”学者中绝无仅有。陈独秀有一句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他一生四次入狱，用行动实践了誓言。

　　1918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并任书记，随后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进行建党活动。

　　陈是当之无愧的建党先驱，但奇怪的是，中共一大却不见其身影，这是为什么？普遍的说法是，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近年来有研究认为，公务繁忙只是陈独秀缺席的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心理原因是，陈不满共产国际包办一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本应先向陈独秀建议，然后由陈独秀出面筹办、召集大会，然而马林并没这样做，他在没有征得陈独秀同意的情况下召开一大，以陈独秀的倔强个性和独立人格，这是无法接受的。据此推测，陈索性缺席。

　　一大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与马林第一次见面就不欢而散，马林刚表达完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霍”地站起来，说：“中共的工作，也无须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马林在一大上曾表示，中共成立，共产国际多了一个东方支部。陈独秀后来说：“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马林提出给予中共经济援助，这是陈独秀尤其不能接受的，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可是，闹革命和打仗一样，要害皆在一个“钱”字，初生的中共离不开苏联人的资助。据李达回忆，当时上海小组的经费都是稿费维持，因缺乏经费，《共产党》办到第二期便停刊。一大召开，代表们每人150元的路费，还是由共产国际支付的。

    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拿陈独秀当替罪羊

　　陈独秀第一次违背自己的意愿，屈服于共产国际的“旨意”，是在1922年，迫于共产国际纪律，他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这种方式实现国共合作。陈独秀历来主张国共合作，但他坚决反对马林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他说这样“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可惜陈独秀是一位当家作不了主的总书记。1991年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连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细节，都有明确指示。

　　陈独秀四次提出让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都没能成功——不仅是共产国际反对，党内也鲜有人支持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陈独秀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退出国民党，当时只有两个人有反应，任弼时说：“是的呀。”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默不作声。陈独秀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单独谈这个问题，鲍罗廷回答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

　　莫斯科不容许陈独秀反抗，是因为当时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他认为“离开国民党就是离开革命” 。杨尚昆1926年到苏联，进入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文章中回忆：“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即4月5日，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当然要马上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制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对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好审判陈独秀这个替罪羊了。”

　　1927年8月4日，共产国际两名代表从武汉到长沙，找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易礼容等人开了一晚上会，中心议题是要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易礼容等人想不通，认为陈独秀没有叛变，又没有退缩，大革命的失败，很难说是陈独秀一人的罪过，于是拒绝了这一非分要求。苏联人回到武汉，在8月7日“八七会议”上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撤消易礼容的职务。陈独秀当时也在武汉，但共产国际不许他参加会议，“八七会议”对陈进行了缺席审判，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

　　被解职之后，憋不住的陈独秀始终坚持给中央写信提建议。次子陈乔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他虽认同父亲的部分观点，但他劝陈独秀不要写信了，因为中央里有人拿他的信“当做笑话到处宣传”。陈听了之后便不再写信。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已于当年7月就义，他是站着被国民党刽子手乱刀砍死的，陈独秀刚刚为革命失去爱子，却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他的郁愤可想而知。不久之后，陈乔年也被捕遇害。1928年春，鉴于陈独秀的影响力，共产国际邀请他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陈独秀断然拒绝，他说自己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身”的雅量。

　　反对武装保卫苏联，成立中国托派，被开除出党

　　1929年7月，张学良以武力从苏联人手中接管中东铁路，这便是著名的中东路事件，这一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直接促使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中东铁路是沙俄为侵略中国、控制远东而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一条铁路。十月革命后，苏俄再三声明归还中东路主权，但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积极响应，频频发出宣言、决议和文章。陈独秀按捺不住，再次提笔，于7月28日致信中央常委，批评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他还提出了新的口号：“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用以代替“武装保卫苏联”，因为这个口号“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不顾及民族利益”。一个星期之后，陈独秀又致信中共中央，批评当时的左倾盲动路线。

　　中央严厉地斥责了他的信，于8月28日派人与陈独秀谈话，批评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甚至以开除党籍予以警告，希望他与中央保持一致。陈独秀依然我行我素，表示：“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在此期间，陈独秀读到苏联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的著作，发现托洛茨基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就公开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基本路线的指挥错误，在革命失败后又指出斯大林应当担负的责任。陈独秀如遇知己。1929年9月，他和彭述之、尹宽等人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中国托派。当时，共产国际正在国际范围内掀起反托派斗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1月15日作出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对中共中央开除自己的理由逐条辩解，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支配，而自己因“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 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未能在党内公开，但蒋介石通过侦讯部门看到了。他认为陈是一个“真共产党员”，是最可怕的敌人，于是悬赏三万大洋，仍以“共党要犯”重点追捕。

    被诬为汉奸，拒绝延安邀请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上海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在押送囚车上，他先是谈笑自若，可到了南京，却迟迟不下来。看守员大异，催问几次，发现陈独秀正呼呼大睡，后来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何应钦传讯他，他挥毫题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传讯毕，军政部的青年军人团团围住他，向他索书纪念，他欣然应允，直到墨汁写尽方才解围。法庭上，大律师章士钊说：“他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应该从轻处理。”陈独秀说：“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意见。”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在狱中，陈独秀的生活几乎与在家中一样，起初监狱不许他看书，他绝食抗议，狱方只能默许，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比他小29岁的夫人潘兰珍每日来探视，两人行为亲密，旁若无人。陈独秀当时除了稿费没有任何收入，在狱中开销过大，多靠友人接济。胡适凡经过南京，总要去看他，有一次因故没去，陈独秀大发脾气，胡适听说后赶去说明和道歉，并按照陈提出的书目送去书籍。

　　1937年，南京遭到日军轰炸，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蒋介石派朱家骅去游说，答应供给10万元经费和5个国民参政会委员的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党。陈独秀嗤之以鼻：“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此时，陈独秀的学生、托派分子罗汉也来到南京，请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李克农等帮助营救尚在狱中的托派分子，并重提与中共中央“合作抗日”的建议。周恩来、林伯渠、王若飞、叶剑英等都作出了热情友好的表示，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代表中央对陈独秀等表示出欢迎的态度。

　　恰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当讨论到是否恢复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问题时，王明声色俱厉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反对托派，不能仁慈手软，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会后，康生即在《解放》周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诬指陈独秀等是每月领取300元津贴费的日本侦探。接着，《群众》和《新华日报》等也随声附和发表文章。许多知名人士对此困惑和不平，他们联名致信《大公报》说：“对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代为表白……”

　　陈独秀对汉奸的罪名大怒，立即致信《新华日报》，他说：“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实凭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自此，陈独秀将他与中共中央之间的门彻底关闭，再不开启。

    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

　　晚年，陈独秀隐居四川江津，潜心研读，冷静思考，对于“民主”，他有了更深刻的反思。目睹斯大林残酷迫害党内外人士的暴行后，陈独秀再次发生重大思想转变，他几乎推翻了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信仰。他写道：“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逻辑发展……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胡适给陈独秀的评价是“终身反对派”，陈对此深以为然。纵观其一生，从十六、七岁反科举，到二十多岁反清廷，再到反军阀，反孔教，反旧文学，反国民党独裁专制，再到反共产国际肆意干涉，反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等等，他一生从未屈服。

　　强烈的叛逆思想和刚烈性格，使得陈独秀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始终站在风口浪尖，抛出具有预见性的真知灼见，也是这种性格，使他在政治舞台上缺乏“变通”能力，不懂韬光养晦，更不会玩弄权术。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 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 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李达甚至说陈独秀“具有恶霸作风”，有一次陈独秀在看一位同志寄来的工作报告，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摔了两个茶碗，“我劝他看完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工作方法的缺陷，使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无法顺利施行，甚至造成早期党内分裂。

　　鲁迅是这样评价他的：“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陈独秀晚年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他更顽强地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1942年，贫病交困的陈独秀在孤独中去世，走完倔强坎坷的一生。